国家统计局：一季度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7299元

第19条对案件质量评估作出了规定。

[1]其实，对权力清单制度分析路径的上述差异主要反映了观察者视角的不同，他们所追求的目标本质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要将权力清单制度纳入法治化的轨道。[19] 参见王建学：《论地方性法规制定权的平等分配》，《当代法学》2017年第2期。

权力清单制度对实质合法的追求首先回应了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新要求。2013年8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的意见》明确要求，梳理各级政府部门的行政职权，公布权责清单。尽管笔者主张合法性审查主体并不必然以具有相应的规范解释权为前提，[18]但是合法性审查主体必须是法定的国家机关，应当是毋庸置疑的。不仅如此，《指导意见》还明确，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最根本的任务是要在梳理权力、履职分析的基础上，按照职权法定、转变政府职能和简政放权的要求，对现有权力研究提出取消、转移、下放、整合、严管、加强等调整意见。本栏目特选取了三篇论文，分别探讨行政权力清单编制方法的优化、权责清单协同推进机构编制法定化的方案、权力清单制度对合法性审查制度的补充功能，以期推动我国权力清单制度向精密化方向发展。

动态调整要求权力清单应当根据全面深化改革的最新要求和经济社会发展最新需要，结合法律规范自身的发展变化情况，及时加以修正、补充和调整，因而是对合法性审查机制的最有针对性的一种补充方式。一个基本的事实是，现行宪法颁行以来，未见任何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设区的市的地方性法规报批后未获批准的公开报道。法教义学正是通过对行政行为概念的提炼，使行政法建立了以行政行为制度为核心的制度体系，行政权力通过行政行为而受到法律规制，行政秩序的安定性由此得以维系。

尤其重要的是，行政法教义学及行政行为类型化技术不仅不能容纳诸多新型行政法现象，而且不能真实再现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的诸多要素。在上海市科委所梳理的权力清单中，很多权力实际上有可能从属于多个行为类型。然而，行政实践的复杂性又使权力清单难以及时全面展现行政机关开展社会治理所需的各种权力，因此各地在清理过程中一再降低具备明确的法律依据的标准，且很大一部分权力也难以归属于已有的行政权力类型之中，只能作为其他权力进行模糊处理。[8] 同前注[7]，卡尔·拉伦茨书，第45页。

然而，行政行为是否能够展现行政权力运作的全过程呢？答案是否定的。此时，借助于行政行为模型对服务性权力进行梳理并不恰当。

其三，归纳的权力类型与实然状态的权力缺乏一一对应的关系。因此，改革所秉持的方法论基础应当保持对行政实践适度的开放性，在充分考虑行政特点的基础上将其纳入法治轨道。行政过程理论符合这一要求，其方法的运用有助于行政权力清单制度改革的深化。据此，行政过程论学者将行政过程分为宏观的行政过程和微观的行政过程。

行政过程论中的法律方法主要由行政过程模型和全面、动态控制方法构成。这也表明行政组织法和三定方案对政府职责的规定缺乏具体性和可操作性。一方面，已然制定的行政权力清单需要接受行政组织法层面的审查。[18] 解志勇：《政府权力清单的理论与实现路径研究》，《人大法律评论》2016年第1期。

其二，政府在一些领域需要强化规制，在另一些领域则需要采用柔性化的处理方式，指导性、激励性手段成为实现行政目的的重要方式。如就行政许可而言，微观行政流程示意图需要展现相对人提出申请的机关、申请条件、期限、准备的材料、受理标准、处理决定等，同样，行政处罚、行政检查等权力的启动条件、听证的形式、陈述和申辩等也应当一一列明。

如前所述，就服务性权力而言，行政主体可以在法定职责范围内通过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自设权力，在程序、形式等方面也具有较大的选择权。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行政权力清单改革有流于形式之虞，未能有效发挥规范行政权力及其运行过程的功能。

据此，行政行为类型化技术是一种法教义学技术上的法律技术。行政过程论及其方法能够涵括当前公共行政背景下的诸多新型行政法现象。行政过程作为模型，并非借助构成要件界定内涵空间，而是借助于行政权力这一行政活动的核心要素而展开，只要具备行政权力的运行即可将其理解为行政过程并借助行政法对其加以规制。实践中，权力清单在组织法上存在着规则创制现象，[19]从组织法的角度审视行政权力清单改革，此项改革措施的深化需要建立在权力清单与行政组织法交互作用的基础上。[9] 参见[德]施密特·阿斯曼：《秩序理念下的行政法体系建构》，林明锵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6页。在此基础上，行政行为类型化技术得以完成对行政行为法体系之建构任务，行政机关在执法活动中开展的各种强度与形式各异的权力活动都可从行政行为法中找到对应的行为类型，从而将权力纳入行政行为法之规制范围内。

行政过程论区分了规制性行政过程和给付性行政过程。【注释】 作者简介：周海源，华东政法大学法治中国建设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法学博士。

给付行政过程则对应于福利行政，主要包括行政救助、行政奖励、行政合同等活动。[23]与其这样，还不如单列服务权力清单，明确其依据可以是位阶高低均可的法律文件。

前者构成宏观行政过程，后者为微观行政过程。这样做的问题在于，法教义学及其行政行为类型化技术具有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此种局限被行政实践所具有的特性放大，以有限的行政行为类型涵摄无限的行政实践即可能产生削足适履的效果，行政执法所必需的诸多行政权力及行使权力的具体过程皆被排斥于权力清单之外，改革成果似乎完成了行政权力的法治化改造，但此结果与行政实践的要求相去甚远，最终造成清单制度改革的停滞。

就给付行政过程而言，由于此种行政活动未直接造成相对人之利益的损失，其负面效果也仅表现为公共财政的负担或相对人受益不均，因此，与规制行政过程相比，给付行政过程受到法律规制和约束的程序应当有所降低，同时，行政主体在此方面的裁量权也应有所扩大，具体表现为行政主体可以在法定职责范围内通过规章、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自设权力，在程序、形式等方面也具有较大的选择权。从权力清单改革的初衷出发，改革的开展当然是希望将行政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通过类型化的处理为其框定严格的形式和程序，[12]使之满足于依法行政的要求。其一，是来自事实层面的批评。换言之，行政的实际过程也有可能犹如波斯纳描述的司法过程一样，是多方因素进行博弈的场域。

据此，行政行为类型化技术借助行政行为这一属概念建构了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等种概念，形成行政行为之类型体系。然而，职权法定的最根本含义在于，行政机关所享有的职责由行政组织法进行规定，在行政组织法规定职责的基础上，行政行为法和其他授权性文件再将其具体化为各项权力。

当然，比其他权力比例过大更严重的是，实践中，虽然各地实际上一再降低具备明确的法律依据的标准，但权力清单还是难以全面展现行政机关开展社会治理所需的各种权力。*本文为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行政法教义学：原理、技术及其变迁研究（项目编号：18FFX049）的阶段性成果。

[23] 王太高：《权力清单中的地方政府规章——以＜立法法＞第82条为中心的分析和展开》，《江苏社会科学》2016年第3期。【期刊名称】《政治与法律》【期刊年份】 2019年 【期号】6 进入专题： 权力清单 行政行为类型化 法教义学 。

在行政行为概念中，权力是不可或缺的要素，当前各类行政法教材所定义的行政行为也离不开行政权力这一要素。换言之，通过行政过程这一载体建构，行政法就可以将许多行政机关实际行使但不具有典型行政行为之外部表现形式的行政活动纳入其规范范围，这为权力清单列入相应权力奠定了基础。其他类别的确定要符合国家法律法规。[2]行政行为形式论也形成了由行政行为概念、行政行为类型化技术、行政行为合法性技术构成的行政法控权技术体系。

具体而言，行政行为类型化技术隐含概念涵摄这一司法三段论的技术要素，其通过对各类行为形式的归纳使各类行政活动被涵摄于对应概念之下，进而使之接受制定法约束。此时，三定方案即代替了行政组织法产生规范机构职责和权力来源的作用。

[3]行政行为类型化技术作为一种法教义学方法，其亦具有部分上述功能：其一，行政行为类型化技术建立在行政行为概念的基础之上，能够实现行政行为的有序排列，进而促成行政行为法的体系化。[5]在此意义上而言，法官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需将法律规范融入历史、文化、环境等具体的生活情景，综合运用文义解释、历史解释、体系解释等方法探寻规范背后的生活哲理，‘切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另一方面，具体到行政权力清单改革的层面，行政过程论采用全面、动态的考察方法。其一，行政行为模型突出强烈的权力要素。